公投過後,台灣環境運動下一步(上):政治現狀與公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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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中岳(地球公民基金會副執行長)
2021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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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四公投,17不同意。 (圖/全國廢核行動平台 )

因為疫情延宕至2021年末的公投在12月18日劃下句點,重啟核四、反對進口萊豬、公投綁大選、三接遷移護藻礁等四案,同意票皆不達門檻,且得票數都低於不同意票,堪稱慘敗。而提案方有國民黨的立委、前主席、改革委員會成員,可說是最大在野黨挑戰執政黨的失敗;此外,唯一由民間環保人士提案的公投,也在「四個同意」大戰「四個不同意」的政黨對決趨勢下失敗。

兩大黨基本盤對決 中間選民、首投族消失

王宏恩教授透過數據分析,依2020年大選的立委不分區選票對比本次公投,認為本次公投是兩大黨基本盤的對決,且綠營基本盤更加穩固,不過可能喪失對青年的吸引力。而Readr的資料分析中,則透過2020年大選時,蔡英文總統的得票對比本次公投,得出藍營穩拿鐵票區,綠營票倉鬆動的結論,但諸多分析中,大抵都認同是藍綠基本盤的對決。

除了大數據分析外,也可以從過去幾次大選中,被譽為能精準預測出大選結局的「章魚里」——台北市的天玉里——來觀察,該里因人口結構、年齡層分布與台北市相似,總能精準預測選舉結果;而高雄市的正義里也有一樣的樣態,是南北在投票行為能跟大選結果較為接近的里,而每次大選的誤差值,都會出現在難以預估的中間選民,但在這次公投中,台北的天玉里僅重啟核四案是不同意大於同意,其餘皆同意票居多,而高雄的正義里則是四案皆不同意多於同意,且贏了近30%,遠遠高於選舉結果,雖然準確預測最後結果,但南北兩個里之於整體的得票比例都有顯著落差。

由此觀察今年公投,向來可以左右選情的中間選民、首投族沒有熱情參與投票,導致最終回到大黨基本盤的對決;而在國會中擁有黨團,打著兩好兩壞的台灣民眾黨、三好一壞的時代力量,其投票意向在這次選舉中並沒有發揮關鍵少數的角色,甚至連造勢活動都動員不利,在大黨的四個同意與四個不同意的戰略下,形同泡沫。

倒閣投票 VS. 抗中保台 對立語言無助議題深化

今年公投的投票率41.09%,低於事前民調普遍預估的48%-52%,以本次的低投票率,使得同意票必須比不同意票高21.6%的比例,才可能突破25%的門檻。超過20%的勝負差,照歷次公投、罷免等有門檻的投票行為中,必須在不同意方完全不動員才可能有此落差,不然依台灣對公共議題的基本分野,若在彼此都動員的情境下,無論對哪一方都極困難。

至於低投票率有人歸因氣候、公投前一晚的重大新聞事件,但過往經驗中,除非重大新聞事件與政治正相關,例如:2004年總統大選的兩顆子彈、2016年周子瑜的道歉事件,不然基本上對於投票率雖有影響但不致於翻盤。依筆者在第一線街頭宣講的經驗,公投議題因為涉及對事的討論,一般不照政黨意向投票的選民需要蒐集更多的資訊才做選擇。

A大學在選前兩周,就重啟核四公投請了正反雙方到校演講,黃士修先生代表正方先在校園進行兩小時演講,四天後我代表反方也在校園內進行兩小時演講,約六十人的場合有超過半數是兩場都聽的,會後我與參與兩場的學生交談,除了本有立場的學生外,大多數聽完兩場覺得兩邊說的都有各自的道理與依據,聽了第一場決定要投同意,聽了第二場覺得不同意也相當合理,所以結論就是不投票。

上述場合的首投族尚稱對公投有興趣者,會主動花時間參與講座;更多民眾則看到公投都是口水戰,由於論述理解不易,涉及多面向的知識,所以在官辦的公投意見發表會後,社群上更容易聚焦的是抹黑、恐嚇、人身攻擊等情緒語言的攻防。重啟核四的正方黃士修先生有諸多爭議言論,他也不會諱言,這是他希望吸引社會大眾關注到公投,提升投票率的戰略;但如此激化或許反應在選前民調上,更多人願意表態自己的意向,越接近選戰後期,兩黨傾巢而出動員,傳統的造勢與夜宿行動,旗海飄揚的畫面在各造勢場浮現,而傳統社運團體,無論反核四、護藻礁的行動都缺乏動員力,顯然中間選民已經逐步退縮。

公投第17案重啟核四意見發表會,正方代表人為公投領銜人黃士修(中),反方代表人為地球公民基金會副執行長蔡中岳(左),主持人中選會委員蒙志成(右)。( 圖/地球公民基金會)

「移轉投票」會是提升公投投票率的解方嗎?

台灣社會運動的推演,促成了《公民投票法》(下稱《公投法》),甚至在社會改革的浪潮下,《公投法》也多次修正形成現今模樣,而在每一次的民主嘗試中,我們長出台式民主的雛形,也不乏再次修正的倡議。低投票率讓已經確定跟大選脫鉤的公投,是否適用不在籍投票再掀熱議,但台灣特殊的國際政治情勢,也將不在籍限縮在公投時可以移轉投票,也就是在台灣領土內的國民可以在非戶籍的就學、工作地直接進行公投投票,省去舟車勞頓的成本;但也有批評者表示,如果在國內重大公共議題投票時,連島內移動都不願意,是否更容易淪為廉價的動員?但大抵上,國際間移轉投票的機制都相當成熟,台灣可以從公投開始嘗試不失為壞事。

另外在今年公投的社會討論中,錯假資訊是正反雙方互相攻防的重點,對於一般民眾要有「正確資訊」更是難上加難,而不見得對等的宣傳資源也成為口水戰的標的,縱使有五場公辦的意見發表會,但政論節目的攻防似乎收視率更好。公投是民主國家的必備機制,我們不可能走回頭路廢除公投的情況下,藉這次經驗健全公投更顯重要。

公投做為社會運動的手段

從罷免陳柏惟案成立後,朱立倫主席喊出四項公投是「倒閣投票」後,走向政黨對決的氣氛已不可逆,結果也如同預期發生。依此狀況,未來將「公投」做為一種社會運動策略,需要更多謹慎地評估。

2019年,筆者受邀參與公投後分析的講座,其中一段講稿如下:

代議政治的失靈,使得我們越難被代表,尤其在單一選區兩票制的設計下,全台灣有超過四成的人是無法在代議政治中被代表,『我選的人不代表我』成為一種在各式議題中表態的方案。進而在下修《公投法》後,讓直接民主成為一種可能,但二元對立的價值讓所有公共議題沒有調合的可能,更激化支持與反對的正面交鋒,尋找社會團結的可能越困難,似乎也展現了民主的極限。

然而,民主成熟的國家,都必經過代議失靈與直接民主的暴力後,才可能走向審議民主的道路,讓公共討論的可能發生,進而產生出合理與妥協的治理路徑。這也才可能讓公民素養提升,進而成為真正的民主國家。

這段話放到今年公投後的情勢,雖然結局不盡相同,但直接民主的後座力應該都讓人感受到,如果全國性公投的門檻未調整,且公投不綁大選的民意在這次公投中有了定論,短期內的公投要能通過25%門檻成案,都越發艱困。若發起公投是要喚起社會對此議題的關注、成為議題拉扯的籌碼,如何謹慎利用此工具都得慎思;若發起公投要劍指直接翻轉,顛覆既有政策,無論是否成功,付出的社會對立代價也必須得綜合評估。

投票結果是一次政府執政方向的肯認,但回歸基本盤的對決,更顯示六成民眾對於重大公共議題的冷漠,對台灣民主絕非好事。公投制度一直以來都是滾動式修正,而執政者如何拋下政權延續的主觀,進而建構友善、有效的民主制度是一大挑戰;而社會改革者要如何思索推動改變的策略,也將是無盡地考驗。

全國廢核行動平台於公投前舉辦「核四大爆走」呼籲民眾返鄉投票反核四公投。( 圖/全國廢核行動平台)

本文為刊載於:
2021/12/23【鳴仁堂】蔡中岳/公投過後,台灣環境運動下一步(上):政治現狀與公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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