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如何減碳，因應氣候變遷？

極端氣候強降雨造成淹大水，瞬息萬變的天災，台灣也無法置身事外（傅志男攝）

英國牛津辭典，每年會根據世界關注焦點公告年度詞彙，2019年代表詞彙是「氣候緊急狀態（climate emergency）」；不約而同地，以世代正義號召「為氣候罷課」行動的16歲瑞典少女桑伯格（Greta Thunberg），獲選為美國時代雜誌的2019年度風雲人物，在在顯現全球社會對抑制氣候變遷的焦急和迫切。 

台灣為了減緩氣候變遷，2015年《溫管法》制訂「2050年溫室氣體排放應降為2005年排放量50％以下」的長期目標，環保署也設定「2020碳排較2005年減量2%」的第一期目標。但直到2018年為止，我國排碳量卻仍比2005年高8％，幾可確定第一期無法達標，難怪日前德國看守（Germanwatch）、CCPI評比全球氣候變遷績效，台灣得到倒數第三的難看成績。 

平心而論，三年來政府並非毫無建樹，在推動能源轉型、減煤及建置再生能源上，台灣已逐漸跟上世界腳步，2018年排碳量的確較2017年減少1％。但政府應該深切檢討，台灣忽略各國都已祭出能源稅、碳稅等機制來控制碳排。另外，各國大多已設定2050的能源轉型目標及路徑，台灣則還僅有2025的能源配比目標，這些才是評比倒數的重要因素。

工業排碳佔全台灣碳排放的50%以上，但過去十多年來，政府只靠業者良心發現的「自願減量」，12年來成效越來越差，去年自願減碳量甚至是開辦以來第二低。追根究底，工業減碳不易原因出在過度補貼化石燃料，礙於工商團體壓力，國內能源長期以低於成本的價格供應，無法確實反映其健康危害與空氣污染等外部成本。台灣能源98％仰賴進口，電價居然是全世界前五低，非常不合理。過低的能源價格，讓節能投資的回本年限過長，導致企業缺乏減碳動力，更使得高耗能、高排碳的產業結構轉型遲緩，難以達到減碳目標。 

今年聯合國氣候峰會（COP25）強烈主張各國應使污染者付費、停止化石燃料補貼。租稅負擔上，應從所得稅轉成碳稅，減免平民百姓稅負並讓污染的企業繳稅。因此，課徵「能源稅或碳稅」是各國抑制排碳的必備工具，例如英國以碳排量計價課徵氣候變遷捐和碳稅；德國則針對燃油及電力的進口生產業者課徵生態稅。然後兩國再把稅收以「取之於污染者、用之於民」的中立原則重新分配，降低所得稅、健保費與退休保費並因應氣候變遷。但在台灣，能源稅自2006年提出草案後，不管是哪一黨執政，13年來都原地踏步無法立法，難怪減碳進度遲緩。 

減碳不只是為了救地球，更為了救台灣！近來極端氣候逐漸常態化，破記錄的夏季高溫與短時間致災的強降雨，都已經不是新聞。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特別強調：「人類的科學知識與技術有辦法遏阻氣溫上升，缺的只是各國政府的決心及政治意志」。期待各政黨的總統與立委候選人展現決心與魄力，以「能源稅」來具體實踐台灣的減碳承諾。選民也要睜大眼睛，把選票投給真正能為台灣因應氣候變遷並承諾促成能源稅的候選人。

我們可以怎麼做？看看地球公民提出的台灣面對氣候變遷的五大減碳方案

（本文為2019/12/18 蘋果日報投書：地公李翰林：誰能帶領台灣減碳因應氣候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