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應猶在，只是「人」顏改？-- 從神豬爭議的處理，看政府的威權習性

文/朱增宏（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理事長）

未參與「重量」比賽的神豬，同樣可以在廟廣場祭拜。（EAST）

所謂神豬比賽是以「重量」為標的來排定名次。一般而言，能夠排得上名次的豬，其屠前體重往往是一般同種豬隻上市體重的好幾倍。其飼養、運輸、屠宰過程嚴重剝削動物福利，也違反現行動物保護法規。因此被動保團體指為神豬增重比賽，是虐待動物的行為，呼籲廢止。引發動物保護與與族群傳統、宗教信仰，或民俗文化的爭議。

神豬祭拜果真是宗教信仰、族群文化的傳承？要求改變或是廢止就是挑戰、污衊宗教信仰、族群文化或「特殊民俗」嗎？

以新竹義民廟的祭典為例，大多數人如果不殺豬，準備一般牲禮一樣可以參加祭拜。即使有殺豬祭拜，絕大部分的信徒沒有參加神豬比賽。若說不將豬隻強力增肥到幾百公斤，不能在廟前展示，就是對「神明」沒有誠意與敬意，豈不表示絕大多數信徒對「義民爺」不敬、沒誠意？

同樣是義民信仰，在全台約55個義民廟中，只有7處會舉辦神豬比賽。甚至還有兩處義民廟「義民爺指示信眾只准供齋，每日奉飯供以齋菜、素果」（花蓮），或「依義民爺指示只供齋食」（岡山） 。

縱使「神豬比重」已有百年歷史，「強迫灌食、限制行動」卻非「歷史傳統」。根據訪查，許多神豬業者承認，神豬養殖開始使用灌食及限制行動應是在20-30年前，在此之前，雖然也曾養出700-800斤的神豬，但並不會限制神豬的行動，且只用一般的飯團餵食。此後由於神豬養得越肥，業者越有利潤，祭祀者越有面子，飼養方法也開始「惡質化」：為了要讓豬隻變相的增肥，必須強迫灌食，並限制其行動。

與台灣全體養豬數量相比，神豬數量雖然不多，但每隻豬所承受的痛苦卻顯而易見。而因「神豬」不斷出現超重與破紀錄，往往獲得媒體廣泛報導。對經濟動物的人道對待，或是友善畜牧觀念的推廣，顯然是極大的負面示範。

另一方面，以麵粉、水果、花卉、環保回收廢棄物等材質做成的創意神豬，也早已出現在祖師廟、廣福宮、義民祭典中。信徒的誠心與祭典儀式的參與絲毫不受影響。有時反而更能吸引遊客的目光、媒體的報導。

總之，神豬比重，不具特定廟宇、族群文化特殊性；神豬不比重也不會違反民俗禁忌，不該有特權。縱容這樣的特權，將造成台灣國民形象、畜牧或觀光產業形象的損害。為何政府首長、民意代表與寺廟管理階層可以不顧多數人的權益可能因此受到影響，要為少數人的恣意行為辯護？

從解嚴到政黨輪替，台灣似乎已從威權的桎梏中解脫，甚至執政者還常將各種問題歸罪於「過去的威權體制」！但當動保團體發起連署--呼籲全台各地取消「神豬比賽」的殘虐行為（2003），政府以一封署名為「農委會畜牧處」的通函
回應後，我發現政府的威權習性猶在，只是換人執政，包裝得比較好一點而已。

以神豬爭議為例，現今政府的威權習性反映在以下的現象：

1.面對批判或爭議，政府先是宣稱自己一定會「依法行政」。譬如表示「站在動物保護法」立場，不同意神豬祭祀行為。但事實上，動保團體批判的不是神豬「祭祀」行為，而是神豬「重量比賽」衍生的「虐待動物」與「違反動物保護法」行為。政府的責任不是「同不同意」，而是依法判斷是否虐待動物、進而執行公權力。

2.替批判或爭議「扣帽子」。尤其是要求政府應該負責、「對既存體制和社會現象」的批判和爭議。譬如，將爭取動物福利扣上族群或信仰衝突的大帽子。

3. 扣帽子的目的則是分化，或甚至挑撥。

4.而政府當然是站在多數-所謂「國人」這一方的利益著想。或是因為被批判而顯得無辜、顯得「弱勢」（被外力貿然改變）的一方。

5.再來即表示改革需要時間，而且需要「全民」共識。

6.號稱是一個「民主國家」，必須尊重多元聲音，因此當然要鼓勵討論。但不是政府建構具有法律效力的開放式對話來討論，而是把「輿論」當作討論，讓衝突的各方或民眾自己去討論。或只以舉辦「大拜拜式」的活動--缺乏針對性、缺乏多樣性、缺乏對話功能--的所謂座談、論壇或現行立法院各種沒有法律效力的「公聽會」來敷衍。

7. 如果有責任，政府內部也會相互推諉、踢皮球。譬如，所有虐待動物行為「動物保護法」皆有權管轄，但農委會（本部）的畜牧處卻會將其中「非人道屠宰」的責任推給同屬農委會卻為一級單位、負責畜牧法（屠宰衛生檢查）的「動物植物防疫檢疫局」。

8.如果連互推皮球的空間都沒有，政府就會想辦法將責任從法律中排除，或是修法讓政府不必負責任。

也就是說，擁有公權力的政府在面對「對於既存體制和社會現象的批判」時，所採取的態度和行為不外以下八部曲：

>表面上宣稱「依法行政」，卻往往「聲東擊西、模糊焦點」（如中科環評案、如樂生案）
>另一手開始「扣帽子」（例如環保團體「不食人間煙火」）
> 並予以分化、挑撥（例如開發案贊成與反對的民眾）
>同時宣傳是站在多數人利益著想，批判者反而看來是「少數霸權」（環保不能排擠經濟）
>擺出誠懇改革的模樣，只是「需要時間」，批判者反而看來是「強人所難」（其實是先過眼前這關再說）
>表面鼓勵討論，看來想要聆聽多元聲音（其實毫無法律效力，也沒有真正多元、真正對話）
>真正碰到需負責的地方，互相推諉
>萬一沒有推諉的空間，則修法讓責任變成不必是責任。（表面看來回到「依法行政」，其實是擺爛。水資源的調撥就是一例。）

這八部曲，政府習慣成自然，民眾則難以分辨。如果媒體也習焉不察，在面對衝突與爭議的新聞事件時，以為只要「平衡報導」就算盡到責任，就會成為威權的幫凶而不自知。

如果權力擁有者總是怯於面對問題，也沒有提供各種「異見」對話的機制與舞台，其影響不會只發生在動物議題上。不會發聲的動物必須由人類代言，無言的環境也是一樣，而就算是人類，弱者的聲音總是傳不進權力者與利益者的耳朵。

解嚴或是政黨輪替或許給了人民「票選」與「說話」的自由，但並沒有建立人民參與「公共」政策」和『異』見相互「對話」的程序正義。政府面對神豬爭議呈現的其實還是一個「允許各說各話、不必真正對話、有權力者說了就算話」的封建、威權文化！

（原文發表於2007年9月30日於中研院民族所舉行之「宗教、動物與環境 - 台灣放生現象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文經作者節錄、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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