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座不能爬的山，到一座改變人生的山

柴山裡有著壯觀的峽谷地形，二○二三（李根政 攝）

結婚後，從金門來到高雄，和我同樣在小學任教的老婆怡賢是文藝青年，常常帶著我這個鄉下人去參加各種成長課程。一九九四年的某一天看到「柴山自然公園促進會」（以下簡稱柴山會）正在招收第二期解說員，有許多培訓課程，室內課的地點在串門學苑，^[1]內容含括了柴山的人文歷史和生態知識，當然還有爬柴山的學習活動。

沒想到，這改變了我接下來的生命。

在柴山這片山林裡，草木鳥蟲、獼猴群、赤腹松鼠、老朋友、雅座泡茶挑水的山友們、熱情的高雄人，造就了柴山特有的味道，讓人開放心扉。在水泥叢中保留著一股清新的活力，也許這就是人們每天來這裡「上班」的原因。

金門的太武山是一座不能爬的山，那是軍事管制的重地。在竹師求學階段，雖然參加生物社有爬山露營活動，但沒有和山建立起深刻的連結。

柴山會的解說員培訓通常是從龍皇寺登山口出發，一入山就是陡峭的山徑，剛開始爬山那幾年往往走沒幾階就氣喘吁吁，很快就汗流浹背，直到後來才慢慢習慣，可以調勻呼吸一步步往上爬，也許是柴山的鍛鍊，或者說柴山是驗收體力的成果吧。

夏日，一入山就馬上感受到森林帶來的涼意，茂密的次生林中有數百種的植物，如果我們放慢腳步，幸運的話，會看到一群由小彎嘴畫眉、繡眼畫眉、赤腹松鼠組成的覓食隊伍，紛至沓來，也許是無視於我們的存在，或者是接納我們的存在，在與我們距離不到一公尺的灌木叢中自在覓食；在山棕溪谷茄冬樹下，我們閉上眼睛如樹般靜默挺立，清涼靜謐的森林下，遠近都是充滿朝氣的鳥叫聲，最富詩意的是，數量龐大，形狀像個綠色小燈籠般的茄冬雄花，正如同下雨般滴滴答答地落下，打在山棕、稜果榕以及落葉上。

雖是座小山，但充滿了各種生命的奇蹟，是最佳的自然教室。我常常覺得走上柴山就是到了聖域，下山就是入了俗世。

對我來說，這是有別於汙染的高雄之味。

土地認同的公民補課

一九九二年吳錦發、黃文龍等一群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市民，成立了柴山自然公園促進會，展開多層次的公民運動，希望保護這塊山林。^[2]一九九四年我所參與的解說員培訓正是行動之一。課程內容包括：吳錦發先生帶著我們去體驗瞭解平埔夜祭；文學家葉石濤來導覽鳳鼻頭遺址；考古專家劉益昌老師來談柴山的小溪貝塚；洪田浚解說柴山人文歷史；陳玉峯教授則開講臺灣自然史、山林開拓史，以地史的變遷來比喻臺灣人雖有先來後到，但日久終演化為特有種，帶給我臺灣認同的獨特視野；王家祥和涂幸枝帶隊去扇平，夜裡躺在步道仰望星空，聆聽大地生命之歌。

至今，我仍然感謝這些多元課程，幫助我補上了豐富的公民課，自然地生出一種踏實的認同感。有一段時間，我演講都會提到這段故事，稱之為「新移民的土地認同」。

這些課程不僅是知識的探討，更期望作為行動的基礎，前輩們從教育入手形成公共意識，舉辦靜態的展示、生態演講、進行柴山戶外解說、出版解說教育手冊、刊物；邀請學者專家舉行研討會、論壇，有理有據地提出政策建議；透過連署展示人民力量，遊說施壓政府接納民間社會的意見。我有幸參與其中，見識到了「原來我們可以這樣改變社會」。

前柴山會會長黃文龍醫師曾經送我一本杜拉克的《非營利組織的經營之道》，^[3]並且讓我有機會參與柴山會舉辦的公共論壇籌備工作，這些經驗讓我對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產生了嚮往。這對成長於戰地政務體制找不到改變出路的我來說，是令人激動而鼓舞人心的啟蒙，也是民主的深刻洗禮，由此體會到民主最重要的價值，是在賦予人民可以由下而上改變社會的力量。

高雄在九○年代解嚴初期，除了催生「柴山自然公園」，幾乎是同一群具有環境與健康意識的積極公民、關心本土文化與生態的各界人士，秉持著「市民主義」，同時發起了「衛武營公園」，乃至打造「文化愛河」，延伸到「保護高屏溪」等環境與文化的改造運動。相較於反汙染的激烈抗爭形式，媒體稱之為溫柔的「南方綠色革命」，引領了高雄市的城市改造之路。

當年這些民間組織並未立案，來自社會贊助的財源也很有限，黃文龍醫師免費提供診所地下室，作為組織辦公和辦講座的空間。保護高屏溪、催生衛武營公園、柴山自然公園、文化愛河都在那裡，可以說是南方綠色革命的聯合辦公室。而我有幸作為柴山運動的義工，常常到那裡走動，浸泡在那個解嚴之後，人們開始敢於「做夢」、實踐「夢想」的年代。

剛從高雄上岸的我，以為「久居高雄的人們，似乎早已習慣與汙染共存」，但其實並沒有。這些在都市裡的社會運動，其實都與企圖翻轉高汙染工業都市的宿命有關。

高雄人之所以催生一座又一座的「自然」、「生態」公園運動，是為了重新找回人和自然的連結，找回生活和生命的基礎，這是飽受工業汙染毒害的高雄人，對失去呼吸自由、健康權利的反抗運動，是高雄人對工業文明後遺症產生的深沉反省，也是高雄人面對工業汙染的反抗與對美好家園的渴望。

從學校走入社會

當年半屏山因為開採水泥礦，留下光禿禿的山，山腳下就是水泥廠。李根政，〈高雄──文明的廢墟〉，一九九四，水墨

九○年代的校園還是很封閉的狀態，和社會運動可以說是零互動，或者說是相互排斥吧。記得當年柴山會曾行文至高雄各級學校，想要提供免費的生態解說服務，最後卻沒有一所學校回應。再進一步檢視校園環保教育的知識內涵，更是看見自己和同儕對臺灣土地、自然的無知，成了政治愚民的幫凶。

我和怡賢及其他參與柴山會的基層教師，幾乎都是教育改革的支持者，這是一個時代的氛圍吧，自然就會去關注和支持各種社會運動，環境、婦女、教育、文化、人權運動都是相對稀少的聲音，參與者重疊性很高，我常稱之為「交叉持股」。

我在高雄任教的永清國小，前身是海軍子弟學校，就位在左營龜山西南邊，走出校園右轉去爬龜山，半小時可以來回。因此，我常會召集學生一起去爬山，早上七點在校門口集合，我和學生們一起享受不必理會課業和校規的清晨時光，學生們在山上輕鬆聊天，偶爾打打鬧鬧，我則沿途介紹構樹、血桐、恆春厚殼樹、羅氏鹽膚木等校園少見的原生植物，讓他們用眼身鼻舌是去體驗和接觸野外的自然生命，然後，準時在七點四十分前趕回學校打掃。

身處像戒嚴狀態的教育體系，我即使曾經努力改變，但仍然充滿挫折，滿心愧疚，臺灣的教育對孩子的束縛真的太多，只是不斷壓抑孩子活潑的心智。

在永清國小帶的學生畢業時，我曾經寫下：「在賞罰分明的訓練班，何處實踐愛與寬容？在事事都得聽人指示的學校王國裡，孩子如何擁有自身淬鍊的價值觀？在一個個片段的知識籠牢裡，何時開啟智慧的靈光，何時孩子可以自在摸索，不擔驚、不受怕？」

一九九六年七月高雄市教師會成為全國第一個地方教師會，創會幹部都是關心教育改革與臺灣社會的先行者，除了關心教師權益，也認為教師會應該對社會有所貢獻。於是在高雄市教師會張輝山理事長的鼓動邀請下，我和傅志男、林蕙姿、李怡賢等基層教師，帶著柴山會的經驗，一九九八年六月在教師會成立「生態教育中心」部門。

草創之時我寫下了這樣的想法：教育不講實踐則是虛偽的教育；生態教育不做「社會運動」則不叫生態教育。

告別藝術家之夢 

在雲林台西的海灘寫字，背後是台塑六輕。(二○○五余嘉榮 攝)

三十歲以前我實踐著藝術家之夢，教書之餘幾乎全部的時間都在努力畫圖、寫書法。移居高雄後，我在這個水泥叢林中找不到描繪的對象，曾嘗試在車水馬龍的民族路旁，戴著口罩畫採礦後悲情的半屏山，但真正讓我燃起繪畫熱情的是柴山。

平日放學後或者假日，我常帶著畫具直奔柴山寫生。當年市面上有賣一款比四開略小的空白宣紙畫冊，為此，怡賢還特地幫我做了一個寫生專用的可愛背包。我的工具很簡單，一枝小毛筆，醬瓜罐裝水，蓋子就當調墨盤，底片盒塞棉花倒入墨汁，這樣就不會溢流出來。

老婆怡賢親手縫製的柴山畫袋。(李根政 攝)

描繪柴山不僅讓我有更強的動力參與自然公園的催生運動，也讓我跟這座山和高雄建立起更深的連結，甚至讓我的生命道路轉向。

決定要創辦生態教育中心，內心交戰了半年。

九○年代，我從南方綠色文化運動得到了多元的啟蒙經驗，但也看到當年的民間團體，處於臨時任務編組的狀態，仰賴少數有心人捐款，僅能聘用一個專職或者兼職，不利於傳承和知識經驗的累積。

投入組織工作並非人人喜愛，參與社會運動者往往關心的是「議題」，而對於推動議題所需要的物質基礎（錢、資源）、人際網絡和組織經營並不感興趣。

這些都讓我意識到，要創辦一個非營利組織並非易事，如果沒有全心投入和長期的承諾難以有成，而要全心投入，我可能就得捨棄藝術創作。

生態教育中心成立之後，我放下了畫筆，告別了以藝術創作為重心的時期，開始全心投入環境運動。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剛移居到臺灣的五年之間，我同時畫著金門古寧頭的海埔地，參與金門畫友組成的「趨山走海寫生隊」，但也畫著柴山，心總是在海峽的兩端游移著。放下畫筆專心投入環境運動，似乎也是和老家的告別，全心的投入臺灣社會。

跨海而來的我，體驗到的高雄味，開始混合著熱帶海岸林中清新的腺果藤花香，魔芋和稜果、榕果等熱帶植物的腐熟味，和工業區的酸臭之氣，以及因為愛情而上岸的滋味，矛盾豐富而多元。

柴山上的先驅樹種血桐、構樹，也讓我聯想起九○年代的民間社會，在礦區惡劣的土壤中奮力生長著，有著一股莫之能禦，渴望改變的熱情。

爬柴山、畫柴山以及參與柴山會的經驗，成了我生命最重要的養分，一個從小島來到大島的人，有了扎根的感覺。

《此岸與彼岸：一個社會運動者的身心之旅》作者李根政，將於2026年2月出版。

本文摘錄《此岸與彼岸：一個社會運動者的身心之旅》中，由抗戰前線小島金門，來到汙染前線大島高雄的片段。作者為地球公民基金會創辦人李根政，本書結合自傳與社運經歷思考的書寫，記錄他從金門農家子弟、小學美術老師，後來落腳南臺灣成為環境運動者的歷程及反思。踏上環境運動似乎是件嚴肅的事情，然而李根政透過日常生活，展現周遭的水、空氣、山、飲食選擇、消費習慣，皆有可能是推動社會緩步改變的契機。社會運動不只有抗爭與悲情，起心動念可能是愛與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