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紀錄】《民主之眼》鏡頭下的街頭民主行動映後與談

攝影／張嘉和（中山大學USR計畫）

《民主之眼》紀錄1980至2000年間台灣從戒嚴邁向民主化的關鍵歷程。從校園學子對體制的質疑與行動，到地方社區面對污染公害的抗爭。這些看似分散的現場，共同構成了台灣民主一路走來的紋理。2026年5月16日，地球公民基金會與中山大學USR城市共事館計劃、台灣人權促進會南部辦公室、台南新芽協會合作，於中山大學社科院小劇場舉辦紀錄片《民主之眼》第一部曲、第三部曲放映會。
 

創作動機

鍾宜杰導演指出，1980年代是台灣社會運動與民主化轉型的劇烈變革時期。在台灣媒體發展史上，唯有那一小撮攝影記者，會全然將自己投入社會運動與抗爭的第一線現場之中。這種新聞工作者將自身生命與社會巨變緊密結合的現象，在台灣媒體史上可謂空前絕後。鍾導於1990年代進入媒體界（曾在自立早報實習），當時心中便埋下了有朝一日為這群攝影前輩拍攝紀錄片的種子。

促使該拍攝計畫原於攝影家葉清芳於46歲時離世，鍾導意識到「這群前輩們會老、會相繼離世」的現實。鍾導強調，過去大眾多透過政治明星或學者專家的論述來理解台灣歷史，極少有人從紀實攝影者的視角來觀看，本片即是為了將這些站在幕後的無名英雄展現於大眾面前。

環境運動視角的交織

在《民主之眼》第三部中，有許多提到後勁反五輕運動的篇幅，與談人地球公民基金會李根政董事長表示，自己與邱花妹老師同屬「野百合世代」，但他本身當年並未直接參與野百合學生運動，而是從後續長期投身的環境保護運動出發，逐步回溯、串聯並重新學習台灣的社會運動與民主歷史。其個人的民主意識與社運實踐，正是長年受到《人間雜誌》、自立報系等前輩攝影作品與深度報導的啟蒙與指引。

李根政對《民主之眼》三部曲給予高度評價，認為該片在短短一個小時內將零散的歷史影像串聯，讓未曾經歷該時代的現代觀眾得以快速、系統性地理解台灣民主化歷史。同時，第三部曲將環境、土地與災難議題（如反五輕運動等）置於民主運動的歷史脈絡中，提供當代台灣社會極為重要的歷史詮釋。在當前民主已被視為如同喝水般天然擁有的時代，此片的推廣能讓社會大眾深刻了解自由與民主背後的真實由來。

攝影記者的底層勞動結構與文化資本

觀眾詢問為何特別選擇以「攝影記者」作為切入點，鍾導回應這與其個人的生命經驗及台灣長期的媒體政治結構密切相關。在台灣傳統報社的權力結構中，攝影記者長期被定位於底層勞動者的角色。雖然他們對外的身分是記者，但在報社編輯部內部幾乎不具備發言權與決策權，甚至在傳統上常被掌權者視為「文化資本相對不足」的一群。

此種扭曲的結構源自1949年後戰後黨國體制所形塑的媒體政治生態，並根深蒂固地延續至21世紀的今天。鍾導為此曾專門進入研究所研讀社會學，以期在理論與實務上理清該體制。他指出，拍攝這部紀錄片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為這群在歷史背後默默付出卻長期被邊緣化的幕後英雄，創造一個屬於他們的舞台與發聲空間。

黨政軍退出媒體與過度商業化之危機

針對現今網路媒體發達、特定政黨立場鮮明以及當初「黨政軍退出媒體」初衷的提問，鍾導直言，台灣知識界與政府對於媒體改革的反思與行動「想得太慢了」。從台灣解除戒嚴到公共電視（公視）正式開播，中間足足延宕了長達11年的時間。在這段關鍵的政治與制度真空期中，政府優先將媒體開放的權利與頻譜資源釋放給了財團，導致高度商業化的邏輯鋪天蓋地地滲透了整個閱聽市場。

當公視終於成立並試圖拉回大眾的閱聽習慣時，商業化大潮已然成型，錯失了最佳導正時機。媒體學者管中祥亦曾指出媒體素養教育推行過晚。鍾導指出，雖然當前有《報導者》、《上下游》等優秀的獨立媒體出現，但其閱聽群體仍高度侷限於少數知識分子與同溫層，這與過去《自立晚報》僅有少數具備膽識者才會閱讀的歷史局限性，完全一致。

民主得來不易，共同前行

主持人邱花妹老師也分享，歷史影像的震撼力與渲染力遠遠大於純文字。她回憶自己在1989年社會運動者詹益樺自焚現場，以及九二一大地震時擔任《天下雜誌》記者深入災區的第一線生命經驗，指出那些停格的歷史時刻能為後世帶來巨大的心理震撼。邱花妹老師特別提及攝影前輩蔡明德在地震災區現場苦守9個小時，只為捕捉到小女孩被成功救出的感人瞬間，這種超越科班新聞倫理框架的實踐，對社會影響深遠。

最後，鍾宜杰導演回應此片希望傳遞的心願：「民主真的得來不易，只要看我們走過的路，就會知道未來的方向。」並期盼有更多年輕朋友能夠觀看這部影片，從中汲取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