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14觀察雜記

文/李根政(地球公民協會執行長)

2008年12月6日，從溫暖的南台灣，搭乘了高碳排放的三班航機，共飛行一萬多公里，耗費了近24個小時，我們飛到了舉辦COP14/CMP4(1.)會議的波蘭波茲南市，原本這個時節的波茲南，應該是大雪紛飛，積雪盈尺，但我們抵達時只領受到攝氏約4℃左右的低溫，丁點雪都沒有。

能夠報名參與這次大會，是跟著高雄市政府組成的考察團，安排交通、住宿，再透過徐光蓉教授的介紹，用了一個總部在法國巴黎的國際NGO──HELIO的名額才得成行。儘管敏玲已在出國前的一些空檔研究了這次會議的議程和附在網路上的資料，但在完全沒有參加COP會議的經驗下，到了波茲南，我們還是像逛大觀園似的，摸索這個國際大會的空間、議程、周邊活動。儘管受限個人語言的障礙，5天的走馬看花，還是受到很大的刺激，本文試著做一些分享。

氣候政治

1997年通過的京都議定書，真正完全履約的附件一國家數量很少，尤其這波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各國為了解決國內的經濟、就業問題，已忙得焦頭爛額，如果減排無法推升經濟成長、增加就業，誰有意願推動？有一個國家的代表就指出，金融危機已成為因應氣候變遷的一種障礙了。

去年12月，在印尼通過的「峇里路線圖」（Bali Road Map），要求各國最晚要在2009年12月召開的《氣候變遷框架公約》第15次締約國大會以及《京都議定書》第5次締約國會議（COP15/CMP5）時做出結論，達成承接《京都議定書》2012年到期後的全球抗暖化新協議。因此這次的波茲南會議，相當於是為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的預擬減排共識，他們形容是「踏腳石」(2.)。

氣候變遷對人類的威脅猶如一個有時間表的末日進程，全球絕大多數科學家、政府、民間企業、非營利組織都明白，如果不立即減少碳排放，積極推動調適策略，全球性的大災難即將臨頭。

但是，全球富裕的工業化國家，仍然不願意實踐最根本的解決方案，所發展出的碳交易、CDM等機制，只是付出少許代價、迂迴的取得持續增加排放的「權利」，讓高排放國家、企業合法的繼續破壞地球，最大獲利者可能是全球少數碳交易公司，是否真的可以減少全球碳排總量令人質疑；另一方面，中國等開發中國家，則極力爭取碳排放發展權，不願加入減排行列，邏輯很簡單：你們已在享受高碳排放的果實，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最可憐的是那些氣候變遷下的犧牲者──低地島國、窮國（人），這些低收入國連吃飽都有困難，根本無法付出高昂的調適成本，只能卑微的向加害者─有錢的工業化國家呼籲移轉清潔發展的技術，以及援助調適的資金，後二者特別強調要根據財富及可能性，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把全球溫升控制在2℃以內，以防止不可逆的氣候變化是目前很重要的共識，然而根據科學家計算出的碳預算的空間，即使先進國家確實屨行其減排承諾，但仍有高額的排放，所剩碳排放空間，不足以讓這些極貧國家的人民脫離貧困。印裔美國學者Sivan Kartha的報告指出，全世界有20億的人缺少乾淨的飲食，15億人沒有電力和化石能源可以使用，基本已不公平，所以應確保處在貧窮線之下的人民，可以透過基本的溫室氣體排放權，得到基本的生活福利──溫室發展權（GDR）。

NGO組織─國際氣候行動網（CAN），在會場中展示了一張海報名為「氣候戰爭（Climate War）」，呈現了氣候變遷已成為當今赤裸裸的富國與窮國、工業化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戰爭。但事實上，這場戰爭中，除非富裕國家願意承擔大部分的責任，否則輸家一定是窮國。

結果，大會的最後二天，富裕國家代表都講些冠冕堂皇的話，反覆針對減緩（mitigation）、調適（adaptation）、技術轉移、資金這四項議題，強調自己國家的立場和承擔責任的意願和策略，但由於該負責任的國家之間歧異甚大，導致這場在波蘭的波茲南召開的氣候會議，談了二個星期，只有決議將在明年啟動對抗暖化威脅的氣候調適基金(Adaptation Fund)，而其規模目前僅有約6,000萬美元，但是對於2012的減排目標仍然沒有達成任何共識。有一位女性觀察員─NGO代表，忍不住質問了一個最簡單的問題「誰能告訴我，到底還能不能生小孩？」。在這樣的氣候政治結構下，窮國、女人、小孩似乎註定是輸家，如果深入了解氣候變化的嚴重性，有誰忍心讓註定要受苦的小生命從娘胎裡蹦出來呢？

COP會議上，富國盤算的是如何付出最少責任，跨國企業等利益團體則是見縫插針的尋找商機，或減少衝擊；NGO則努力在周邊會議、展場、大會使盡各種方法，對富國施壓。在這樣的會議中，台灣有沒有角色呢？

台灣的COP14團

這次的台灣代表團成員，團長是曾任環保署署長，現任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的簡又新董事長，成員包括了環保署溫減辦公室（呂鴻光執祕、簡慧貞技正）、外交部、經建會、經濟部能源局、工業局、衛生署駐歐盟辦事處、農委會林務局、交通運研所、工研院能源與環境研究所、台電、中油、中鋼、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等公私部門的代表數人；學者部分是清大的范建得教授，台大的鄭福田、邱祈榮、林子倫教授，台科大的顧洋教授，台北大學的李堅明教授，還有承包安排這次行程的永智和環科顧問公司。由這份加總近40人的名單可以看出，台灣官方團的產業界和經濟部門色彩非常濃厚。地方政府方面，高雄市政府環保局劉俊一副局長領隊，含環保局、顧問公司、5位大學生、2位NGO共13人，台北縣政府也派出了2人與會。

民間團體這邊，除了我們參與了高雄市政府團，清大的學生則由林子倫教授協助徵選，以Green Club名義參與；徐光蓉教授、佳芬以法國團體HELIO名義參與，另外還有台達電基金會的張揚乾先生也與會。李河清教授和張揚乾先生是有經驗的參與者，他們寫了幾篇COP14會議的報導和觀察，很值得一讀。

我們在波茲南的第一夜，駐波蘭代表宴請了台灣去的團體；隔二天中午，環保署又請我們吃了中餐進行交流，在異鄉與同胞聚會固然有些許溫暖，但是卻少了實質的交流。環保署和工研院在IETA租的展場，文宣品擺得稀稀落落，充其量只能算個休息站，對於首度與會的我們來說，最想了解的是整個會議的狀況，因此，我們沒有花時間去了解環保署在這些周邊會議上的發言。這段期間，環保署發了4 份聲明稿，說明他們參與情形，從中可以看出環保署對外宣傳的重點在於：1.重大產業開發案於環境影響評估時的減量抵換制度，希望建構一個能與國際市場接軌的自願減量市場；2.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法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3.依據溫減法建立的自願減量市場交易機制。很可惜，台灣的NGO沒有人可以在會場表達NGO對這些議題的看法，藉機給政府壓力。

精神分裂的台灣

身為富裕國家之列的台灣，碳排放占了全球1％，意味著如果將來出現100萬的氣候難民，其中，有1萬人是台灣所加害的。然而，因為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一直未被要求列入減量的國家，經濟官員可能暗自竊喜──因為台灣的排放量會被計算入中國而被國際忽略，我們可以靠10億中國人口分攤或稀釋責任，因此，台灣仍在肆無忌憚的擴張高污染的石化、鋼鐵業及燃煤電廠，讓碳排放倍數成長，簡單說：在減排這項國際責任，台灣根本不想承認自己是個國家；但另一方面，政府卻一直想要在聯合國、衛生、貿易等國際組織爭取空間，強調是自主的政治實體。

我們像是個雙重人格、精神分裂，鬼鬼祟祟的生意人。

在COP14的大會議上，一些國際NGO以觀察員的身分擁有發言權，但我們這個隱形國家的代表團，只能在IETA的周邊會議上與各國和跨國企業交流，在大會場則完全是是旁觀者。台灣的代表團，包括環保署以官方邀請的學者專家一直都是以工研院（ITRI）所加入的國際碳排放交易協會（IETA）名義參與，諷刺的是，IETA是由29個跨國企業所組成，成員包括BP，SHELL等石油公司，據了解，工研院能資所是在環保署協助下申請加入該協會會員。

一個國家最高環保機關，竟加入由跨國石油公司所組成的國際組織去參加氣候變遷會議，其角色實在是非常的詭異與荒誕。也難怪，我們的環保署官員面對減碳問題，會與工業局沆瀣一氣，始終在清潔發展機制和碳交易等技術層次打轉，不面願對產業結構必需調整的根本課題。

關於這兩項機制，我個人的觀察是，清潔發展機制或許可以提昇能源效率，改善污染，但很難減少資源耗用，就像油電混合車所省下的油，趕不上汽車數量成長的耗油；而碳交易只是讓工業化國家持續消耗地球資源的粉飾工具，在欠缺各國總量配額、人均配量的情況下，其成效和公平性令人質疑。

COP14之後

台灣雖然是氣候災難的加害者之一，但我們大部分人口都集中於西部沿海地區，所以也將是受害者。當全世界都在大談如何適應之際，我們在國土規劃、都市設計、糧食安全、能源安全上的法令和政策，連基本的生存問題幾乎都交了白卷。我們拼經濟拼到連命都不要，其短視的程度令人汗顏。我認為：國內除了討論溫室氣體減量外，應即刻籌劃適應的策略。

另外，在國際責任的體現上，如果能改變現有對友邦的金援方向，導向減少毀林，協助當地發展再生能源，透過友邦在COP會議上發表成果，是展現台灣負責任態度的絕佳曝光場合，比起拿錢去收買友邦政要更有實質效益。

這次會後，我有一個最直接的體會：面對氣候變遷這項可預見的全球大災難，環保運動其實是在為人類能否繼續生存而戰，我們應該以此層次設法喚起人民共鳴。

在匆忙趕場中，COP14會議在12日劃下句點，眼看會場上人潮不再，我和敏玲竟有些感傷。什麼原因呢？是那些坐在走廊、會場地板上，拿著筆電專注於聽講、討論的那些年輕人；會場上各國政府官員、學者專家齊聚一堂嚴肅的討論；場內外NGO的倡議活動、記者會...，種種討論氣候議題的熱絡氣氛，或者，是一種全人類共同面對困難的歸屬感？

國際NGO組織在COP14上展現了相當的實力，綠色和平在場內有發言空間，在波茲南、華沙的場也有行動，他們在會場內租下一個臨時辦公室，與各國官方辦公室同一棟，我們看到十幾位義工正在製作文宣；國際氣候行動網（CAN）每天都發佈新聞稿，並且召開有趣的記者會（Fossil of the day），每天公布表現最差的前三名國家，這些行動的背後，必有相當的事前準備與後勤系統支援。在這種近萬人參與的大型會議，以目前台灣NGO與會的人手，大概只能去學習觀摩。已經連續參加數屆COP的徐光蓉教授謙稱，連她都還沒完全搞清楚COP的議程，對於很專業的討論內容也未必都了解，遑論我們這些菜鳥？

在返國的長程飛機上，腦中不斷翻騰一些基本命題和實踐想像：例如用什麼方法可以餵養60億以上的人口，而不損及生態系的存續？如何平等的提昇全體人類的福祉？目前低碳排放國家有沒有辦法跨過由石化經濟，直接過渡到低碳經濟？這次的旅程有沒有機會回饋到國內的工作？台灣的NGO在氣候變遷上可以做出的貢獻是什麼？

(1.)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14次締約國大會暨京都議定書第4次締約國會議。

(2.)本次會議主要討論議題，包括推動峇里島路線圖的行動規劃、已開發國家在2012年後之溫室氣體減量責任、氣候變遷衝擊調適、技術轉移與資金支持、降低毀林所造成之溫室氣體排放(REDD)、開發中國家能力建構與調適行動、彈性機制與全球碳市場發展等，希望2009年底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之COP15/CMP5時，可以完成新的全球氣候協議。